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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公司 UNstudio 的技术想象:假如居住空间重组,普通人能否得到话语权?

起风了 2019-05-06 来源:好奇心日报
而技术应该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?

2017 年,澳大利亚开发商 Beulah 拍下了墨尔本南岸商区的一块地皮。随后通过大型公开竞赛的方式,对外征集商业综合塔楼设计方案,包括 MAD 、BIG 在内的全球各大顶级建筑公司都出现在入围名单中。

最终,一组被称为“ Green Spine ”(绿色脊柱)的双塔在六个候选方案中胜出。塔楼的外形有些类似扭旋的 DNA 链,一侧是像素感的玻璃幕墙,一侧是一直延伸到楼顶的阶梯状灌木表面——这种巴比伦空中花园式的设计正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流行, Stefano Boeri 著名的“垂直森林”和胡志明市的“天空森林”中都可以见到它的影子。

Green Spine 预计耗资 20 亿澳币,建成后塔楼的最高点能达到 356.2 米,轻易刷新了昆士兰黄金海岸 Q1 大楼在 2005 年创下的记录,成为全澳洲乃至整个南半球的最高建筑。

除了传统的公寓住宅和酒店,下部楼层还包含了包括零售空间、学校、日托中心、图书馆、电影院,加上位于屋顶公共花园,一座城市的格局在其中竖向拉开。

远在两万公里之外的荷兰南部,另一座“城市”的建设也正在筹划之中。

这次设计者面对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命题:如果可以用科技从零开始设计一个城市,社区和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?

未来十年,在荷兰海尔蒙德市一片超过 320 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上将出现这样一座城市:在这里,人们生产日常的食物,产出所需的能源,管理剩余的废物,并控制自己的数据。

1500 个住宅围绕中心公园平铺开来,周围有 12 公顷的商业和休闲场所,景观不仅是景观,也是食物、能源、水的生产区域。人们自给自足,生活在一个紧密的资源循环圈里。

这里被设想为“世界上最智能的社区”,也是一个活的实验室。社区中有一小块核心区域将被用于一个名为“ 100 houses ”的实时实验——将 100 个房屋作为社会的缩影,创建一个可控的测试环境,用以探索数据作为货币的经济模型以及道德规范。

Green Spine 双塔和名为 Brainport 的荷兰智能社区,两个项目从维度和概念上截然不同,但核心设计都来自于同一家建筑公司 UNstudio 。

这家老牌荷兰建筑公司创立于 1988 年,业务涉足三个大洲,拥有来自全球三十多个国家的客户。他们在 2008 年设计了杭州来福士的流线型塔楼,并于第二年在上海建立了 UNStudio Asia 的第一个办事处。

一方面有来自荷兰的务实主义;一方面,作为 Zaha Hadid 的门生,他们的设计风格受其影响,线条流畅而诗意。

与 Hadid 相似, UNstudio 大部分的项目也不外乎于高楼、场馆和大桥这样的巨型建筑。虽然已经进入亚洲市场十年,他们仍与其他几家大型建筑公司一样,处于同质化的竞赛循环中。

在资本和技术的影响下,传统建筑的表达空间也在被压缩。 Brainport 社区的出现,意味着三十多年的商业和公共建筑实践之后,他们开始将眼光转向未来的空间,寻找不会被时代变化所淘汰的建筑,以及自身作为大型建筑设计者新的立足点。

想象未来建筑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。有的人认为未来的建筑会更轻巧灵活,有的认为会更贴近自然景观,还有的则把“环保”、“可持续”挂在嘴边…… UNstudio 创始人之一 Caroline Bos 在深圳的 Mindpark 大会上用的词则是“循环”。

这听起来可能只是又一个术语。术语之外,她告诉好奇心日报,他们思考的核心问题是,未来建筑能否使普通人重新获得对生活空间的参与。

Caroline Bos 出生于荷兰,年少时她常常到首都拜访自己的阿姨。

6、70 年代阿姆斯特丹的混乱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:反文化运动正达到高潮,嬉皮士在市中心的马路上睡觉,公园、广场和校园被兴奋而活跃的人群、抗议者占领。但与此同时,剧场、画廊、博物馆这些形式丰富的文化机构也大量涌现。

她在一场 TED 演讲中讲到这段经历:“于我而言,这就是混乱的本质,它是此时此刻发生的所有事情的结合。当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,他们会产生一种奇妙的能量,并为城市带来自发的特殊秩序。”

时至今日,年少时的体验仍在影响 Bos 对于城市的理解。“这与生活在村庄或是郊区都很不一样,城市是被人所塑造的,不可预知让它充满了活力。这也是为什么从古至今人们都被城市吸引,因为它给人的选择和自由——你可以重新定义自己。”

“而我们不希望规划将这份活力抹杀。”

400 年前,富有远见的城市规划者为阿姆斯特丹开拓了辐射状的运河系统;直到今天,这个壮观的系统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座城市的性格和发展方式——“自由、大胆而充满创意”, Bos 形容。

当城市扩张和人口增长与 60 年代的混乱共同到来,市政府采取了低密度建设和鼓励廉租房的政策,并让绿化带与周边建设一同扩张。城市化在一个有序的节奏中发生,同时为多元人口的自我改造留有余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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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姆斯特丹地图。来源于orangesmile

两位创始人的建筑教育来自于英国,这种建筑与生活无限贴合的务实理念渗透在这家公司的气质里。对于 Bos 来说,“我们如何在城市生活”也许就是建筑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。

Bos 并不是建筑设计出身,而是首先学习了建筑史和理论研究。她和她的丈夫 Ben van Berkel 在伦敦相遇后,共同回到阿姆斯特丹创建了 UNstudio 。

她曾被称为 UNstudio 的“秘密武器”,因为作为“局外人”,她往往可以挑战传统建筑中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,为设计引入外部视角。

其中之一就是很强的“城市规划”的视角。在她的理念中,建筑从不是脱离周遭环境而存在的,尤其是在全球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。她自己后来还继续研修,成为了一名注册规划师;三四年前,城市规划成为 UNstudio 的一个正式部门。

时至今日,荷兰一直走在实验性建筑的前沿,这也与其本身所处的环境有关。

荷兰文化与传播大臣 Rick van der Ploeg 曾这样评价 UNstudio 以及众多荷兰设计品牌的成功,“荷兰并没有很多的土地,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最大限度地投资于周遭环境,某种程度上,建筑师和设计师们是新时代的英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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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roline Bos

作为一家建筑设计公司, UNstudio 从早期开始就因为接手的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而受到瞩目。

工作室最早,也是最负盛名的设计之一是横跨马斯河的一架地标性的天蓝色桥梁,连接了鹿特丹市南北部的伊拉斯谟桥。这座价值 3.42 亿美元的大桥建于 1996 年,由于不对称的优雅结构被当地人称为“天鹅”。

而它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交通设施,拥有两条人行道、两条自行车道、电车轨道以及机动车道。

2015 年完工的阿纳姆中心是一个更加成熟和复杂的样本。这个新的火车站花费了前后 20 年的时间修建,是连接德国、荷兰和比利时的主要铁路枢纽之一,建成后成为这座城市最大的战后重建项目。

阿纳姆中心在视觉上很有冲击力,不仅拥有两万多平米的运输终端空间,独特的曲线内部结构,还可实现最长 60 米的无柱跨度,空间与空间流畅地连接在一起。

但这座被称为“面向未来”的火车站,其特殊之处更在于它作为基础设施的有效性。

设计之初,设计者就将“不过时”作为目标——在 UNstudio 的理解中,“不过时”并不意味着先锋的时尚审美,而是在服务于当下的居民的同时,也能适应未来居民的需求。

他们发现,“在我们研究项目潜力时,我们意识到它与人们先前的假设完全不同。一个传统的火车站作为机构性的、全民性的地标在很久以前就变得多余了”。 而如何让每日于此经过的人流、被激活的事件在其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,才是决策者真正面临的问题。

因此相比于将建筑作为地标的存在,如何能让其在功能上更符合周边的发展以及运输需求,成为这个设计的核心理念。

作为建筑师,他们常常因为对于周边基础设施统计数据的了解而让客户感到惊讶。通过对该交通网路的分析,他们发现只有 40% 的人真正是为乘坐火车而来的。因此设计时将公交车站安置了在车站前部,并为乘客提供相同的计费方式和无缝衔接的铁路平台访问。

新的火车站最终成为了涵盖多种公共交通的换乘枢纽,大厅设有服务区、零售店、会议中心和地下停车场,还与市中心、市民公园直接相连。

Citylab 指出,相比于许多追求“纯粹主义”的设计, UNstudio 务实地在原本的设计中就为将来可能入驻的商店预留了空间。而不是过于理想化地设计一个宏大空旷的大厅,然后在投入使用后被格格不入的商业实体切割。

建筑内部本身的“扭曲”设计,也是旨在尽可能减缓建筑物的老化——无柱的开放空间充满多种可能,因而允许未来的建筑师将这个设施用于其他的目的,而非必须推倒重来。

UNstudio 不喜欢谈论风格,也不喜欢谈论美学,而更倾向于就事论事地探讨各个建筑的本地适应能力。他们的项目因而常常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,但一些类似的元素仍会重复出现。

Green Spine 作为一个商业项目,也延续了他们在作为公共设施建设者的眼光。

地面层、裙楼及其屋顶公园不仅向塔楼的居民开放,也向游客开放。阶梯式的设计,“为街道层面提供多孔性,同时通过扩展公共领域将上层楼层与街景连接起来”,方案介绍中讲到,意味着他们试图将游人引导到平台上,让建筑成为公共空间的立体延伸。

在未来,裙楼的平台预计将会为临时演出、雕塑、灯光装置和展览提供空间。“在街道层面上,这个方案展现出能真正改变公共领域的品质。” Beulah 的执行主任 Adelene Teh 在一份声明中评价。

基础设施设计的经验让他们了解到城市的不同部分如何互相关联,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如何与建筑发生关系。

但所谓的基础设施和城市规划似乎正在消失。

van Berkel 在 2011 年与 archleague 的对话中就表达出这份隐忧,“现在也许只剩下建筑和政治了,因为城市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开发商接管了,欧洲的情况就是如此。”

他表示,基础设施一直与社会政治结构紧密相关,并且影响到建筑设计的方方面面。“想想维多利亚时代教堂的架构方式,男人和女人都有自己分开的入口,神职人员也有单独的门;又比如曼哈顿的电网系统是如何运作的,它如何在生产、消费和高端金融业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。”

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,建筑成为一种审美和生活方式的霸权主义,民众的声音越来越微弱。评论家一方面认为建筑变得过分时尚,华而不实,一方面批评设计师对于其实际功能的理想化,投入运营后的效果往往与预期不符。

UNstudio 为新加坡大学设计的新校区也遭受到相同的批评。一体化的设计被指,“虽然效果图看起来很好”,但不适宜于热带气候,而且隔音效果非常糟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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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NStudio为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校园做的设计。

“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很多充满美好愿景的,自上而下的总体规划。” Ren Yee 告诉好奇心日报,“但它们很多其实都行不通。”

去年,UNstudio 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科技部门 UNsense ,这是一家技术开发公司,聘请数据科学家和程序员,并与神经科学家、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专业人士合作,探索技术能够如何改善内部设计、建筑和城市,使建筑更健康和智能。Ren Yee 是 UNsense 的负责主管。

在他看来,从过去这些自上而下的大计划中人们学到的教训是,“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在这里生活的人。”

而科技革命对建筑带来的最大影响是,空间不再是一个被框死的实体概念,而是流动和虚拟的。空间重组的过程中,普通人能否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呢?

至少他是这样希望的。

在 Ren Yee 的想象中,未来城市应该有大量的民众力量,市民会更直接地参与到规划和构建的过程中来,以达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之间的平衡。

新的通信和数据科技让这个愿景变得可能。民众参与变得比从前要容易很多,人们可以更快地对周边环境进行反馈,“城市将会变得更加灵敏”。

“如果你看看最新的特斯拉,它可能有几百个传感器。” UNsense 创立伊始, van Berkel 曾告诉 Dezeen 。“但普通建筑可能只有三个传感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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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Nstudio 设计的抗压力吊舱,交互式的墙面。

他们想象的是,同样在快速城市化的图景下,一个更加灵活和可变的建筑构造,可以随着在其中人口的数量和构成的变化而变化。

Brainport 智能社区可以被视作这个想象的落地产品。与大多数开发项目不同, Brainport 不会按照先设计后建造的常规做法,而是两者同步推行,根据每位居民的需求进行逐步开发。

100 houses 以“居民和社区从他们自己的数据中受益”的原则运作一种替代经济——“数据”被视为可以获得奖励或补偿的“劳动力”,而用户可以通过控制“数据”的共享,参与到一系列社区服务中,包括交通、联合能源生产、零售和食品生产/分销。

UNSense 还建立了一个道德委员会,作为一个客观的咨询机构,对数据控制、隐私、法规和任何商业利益进行监督。他们将与蒂尔堡大学合作,研究数据交换作为基础模型的可能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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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rainport 荷兰智能社区规划图。

用个人数据构造城市的理念在建筑行业中也许非常鲜见,但却越来越多地被科技大公司们所提及,例如由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开发的 Sidewalk Labs。

不过 UNstudio 坚持自己与科技巨头角色的不同,“我们真正感兴趣的,只有那些能帮助我们作出更好设计的,特定的空间使用行为。”相反地,他们还想挑战目前存在的数据垄断,将数据的控制和使用权交还到市民的手中。

然而不可否认的是,新技术给人们带来的最直观的首先是陌生和冰冷的感觉。而有多少人可以真正了解并使用到最前沿的技术,这是否会形成新的层级划分,新的信息威权,都是他们未来可能需要面对的问题。

Bos 提到 Google 的设计伦理学家 Tristan Harris 推行的 Time Well Spent 运动,以及像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如何通过软件设计,让人们对于他人的“关注”迅速成瘾。“如果没有正确的原则指导,这样的事情很可能会在物理环境中发生。”

“这是在一条很细的钢丝上行走。”

不同于传统的商业项目,技术开发以及新型社区方面带来的回报其实很难预估。虽然目前能够获得政府与机构对于创新项目的拨款,以及一些税收上的优惠,但对于 UNstudio 来说,仍然是很大的一笔投资。

在这其中的投入显示出 UNstudio 对于行业自身未来的危机感。

在一个信息爆炸、迅速变革的时代,建筑不再只是一种景观。但在 Bos 看来,建筑的角色没有改变,一直以来,最顶尖的建筑师们都是在寻求为人们打造更好的生活和工作场所,而不仅仅是自我表达。只是在资本和技术的影响下,他们曾经拥有的权力被越来越多地分散出去,“这是唯一的方法,来保持我们的职业(与现实)仍旧相关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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